兩種人的幸福 邱慕天（美國芝加哥三一神學院道學碩士）
又聽到有人批評臺灣是一個沒有「整體觀」和「國際觀」的社會。
在左派理論與批判思維中浸淫太久，筆者最近思考的課題之一，是社會的幸福之道與個人自我實現的關係。
究竟在當代社會中，一個人是否必須成為具備人文素養的國際公民，才有資格享受自由、幸福與尊嚴的果實？
許多朋友每天密切關注時事與國際情勢，他們平日就為同性戀者的權益四處奔走，或者這陣子猛轉貼士林王家都更案來抨擊政府；下陣子指責馬政府油電雙漲政策及核電廠對環境的破壞；又不滿十二年國教使大學理念進一步崩盤；或說臺灣國際新聞太少媒體亂象令人唾棄。
他們也會就法國與美國的總統大選論斷是非、為阿薩得對敘利亞人民的冷血軍隊鎮壓上書聯合國、為芝加哥北約（NATO）高峰會的邪惡軸心大集結義憤填膺，或是注意香港特首的右傾政治風向與媚共言論，並曾為六四罹難者及陳光誠、李旺陽頭綁白布條，或是致上悼念的燭光。
然而，我身邊還有另外一種人，從來不談時事。他們每天關注的只有天氣、料理、朋友、家人、感情、工作、旅遊、美食、美妝、娛樂等等。
這些人中的年輕女性，或許是被譏諷的「腦殘正妹」，但她們至少貢獻著自己微笑妝點市容及網路空間。有些則是相夫教子、溫柔恬靜的賢妻良母。
男性則多半是在工作上取得充分成就和滿足感的成功實業家、業務員、投資人或醫師。他們在意的是周遭的親人與朋友，並堅持自己的成功之道。年薪百萬甚至千萬的工作，以及團隊經營的挑戰，使他們無暇關注那些並非切身且非一己之力可改變的爭議話題。
這群人是我稱為個人主義者的右派，或更常為人所用的布爾喬亞（Bourgeois），他們基本上都混得不錯，或許透過育兒經、祖孫三代的爆笑對話，或是公司內的人際關係與朋友的感情波折，傳達自己的人生體悟。
個人主義者認為，幸福應該是簡單的，從獨善其身開始，透過妥善地安置生活重心與金錢，散發正向的人生態度，讓周遭的人感受快樂；因此他們從不願多關心那些非切身的國際新聞與在地社會的公眾事務。
然而我們左派社群主義者，生來卻是被同理心和正義的使命感所驅策。除了熱血的大學生和「職業」的政治反對派，我們中諸多人可能是文科或社科的研究生出身，雖然不是受迫走上街頭，但坐視他人受苦而「獨善其身地幸福活著」是我們所無法想像的「幸福」。
會成為左派的人，一定對切身所遭受的結構不公有所感悟，並將這個痛楚「將心比心」。
有的人是流浪博士，感受到國家教育制度和人才聘用的僵化。有的人身為出櫃同志，覺得社會上的沙文霸權是頭號需要被解構的對象。有的是父祖輩曾受到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壓迫，或甚至周遭認識接觸的人，也有類似民運及維權人士「被封口」、「被自殺」的經歷，而覺得刨淨華人封建社會的遺毒，是兩岸四地邁向成熟自由民主所要共同推進的總工程。
左派的憂國憂民，往往與一種深切的憂患意識和自身的不安全感有關。社群主義者視社會為一個有機的身體：社會的不公義和弊端一旦被漠視，就會如同癌細胞一般有擴散的危機，甚至動搖社會的根本。
社群主義者不是天真地相信自己有能力兼善天下，只是認為國事天下事不是學者與政客的專利。一個國家的成熟強壯與人民幸福，在於消彌貧富差距、並有一群政治信息判斷力高的知識份子，和包羅國際事件和公共政策開放辯論的學術及新聞環境，以彰顯多元民主自由的公民社會基礎價值。
我們每天都在憂愁、都被政府機器的「巨靈」面前感到自己無能為力。網路世界以及全球化，幫助了左派能夠以階級鬥爭之外的方式串連和進行「微型反動」，卻也讓我們以新聞下留言罵人、點讚、轉貼憤世與末世性政治言論的便宜行事，取代了真正有意義的集體社會建設工程。
然而你絕少聽見我們主動分享生活中。與伴侶或父母兄弟姊妹的關係、或和大學同學的風花雪月及下午茶，都是在爭取「家國大義」之前微不足道的小情小愛。
我不知道我們是早已都學會了墨子的「兼愛」，還是有時候我們在「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先知憂慮中，早已忘了享受快樂、並且愛。
除了那些「深陷股海」、為著自己的荷包「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人之外，我還沒有見過任何個人主義者，願意主動過上左派那種憂國憂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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